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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眼中“医改”:解决看病贵要提高医保水平

http://www.cnophol.com 2012-8-24 10:01:28 中华眼科在线

    8月19日晚8时起,北京协和医院24小时开放挂号窗口,每晚8时开始挂第二天的号。从19日凌晨就有人开始排队,到晚8时前,挂号队伍已经在医院里排了四五百米。

  医院表示,此举不仅方便患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打击号贩子。

  百姓眼中“看病贵”,医生认为贵在哪儿

  讲述者:北京同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杨建林

  医改正在积跬步。其中,“看病贵”是当前百姓印象中的医疗沉疴之一。有媒体统计,2011年中国住院人均花费6632元,相当于农民一年的收入。

  但在抱怨背后,你是否了解“看病贵”究竟贵在哪里?

  在北京同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杨建林眼中,“看病贵”主要不是贵在挂号和诊疗上,而是贵在手术耗材和进口药品上。

  “普通病人的看病流程都差不多,基本上是挂号-诊疗-手术-买药等步骤。在这个过程中,挂号费不应该是导致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挂号费再高,也不会高到让患者承担不起的程度。”

  既然如此,为何有医院的专家号卖出“天价”?杨建林主任认为,有需求才有“黄牛”市场,而一部分患者没必要非得找专家看病。另外,一些医院试图以调高专家号,来避免医疗资源被浪费,在他看来也不是治本之策,反而抬升了“看病贵”。

  杨建林主任告诉记者,医护人力成本也不高,手术耗材的成本却高,好一点的进口耗材价格更高。“我国的医疗设备和耗材使用不统一,各地医院采用的耗材都不一样。医保不能报销医疗设备和耗材费用,患者若自费负担,很容易导致一部分人无法承受。”

  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血管科医生,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次心血管手术过程中,植入一个支架的费用是3万多一点,住院费一天是700元左右,检查化验费3000多元,药品约2000多元,医生诊疗费和手术费加起来不到2000元。基本上,整个医疗费用4万多元,其中,检查化验费、药品费占在5%以上,耗材费用占80%以上,医疗人力成本仅占不到整个医疗费用的4%。

  “但这也分情况,不同的病,成本比例不一。做不做手术,成本构成也不一样。”这位心血管医生说。

  在杨建林主任看来,药品也是造成“看病贵”的一方面,尤其在不需要做手术的诊疗中,它占了一个大头。“一些常用药、普通药——比如吡哌酸等是很经济实惠的,但在很多医院已经买不到了。”杨建林主任感觉,从2000年开始,药品开始越来越重包装、轻质量,过度包装背后是价格的翻番。

  他认为,医院在对药商进行招标的时候,不能光看哪家药商的实力雄厚,规模宏大,利润丰厚,而应该让临床的医生参与招标。“因为他们知道患者需要用什么药,着重找那些既经济又实惠的药品。”他说,“这能大大降低高价格药品的购入,百姓用药的费用也就降低了。”

  在杨建林看来,看病贵不贵,还在于医患间的认识与沟通。

  “在我所接触的病人当中,抱怨‘看病贵’的人其实并不多。”他说,“因为在我们诊疗之前或是诊疗过程中,会对治疗的流程作一个基本介绍。看什么病,花什么钱,建议病人哪些检查必须做,哪些检查没有必要做……这些如果事先都能与病人讲清楚,给他们更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绝大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药品“零差价”是破解“看病贵”的良方吗

  讲述者:北京同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杨建林

  某中药换包装后身价翻一番,一些常用药从出厂到医院售价猛涨20倍……频现的药品提成丑闻,在令老百姓慨叹“看病贵”的同时,也将现行公立医院实施的以药养医制度,推向改革的前台。

  而新一轮医改的一大亮点,就是在公立医院中推行基本药物“零差价”制度。即不再让被医院加价的这15%,助推老百姓的看病负担。

  目前,该制度已在山东、陕西、安徽等全国多个县(市、区)的基层医院试点,效果不错。据媒体公开报道,在一些基层医院,百姓拿药价普遍比大医院便宜了30%。

  杨建林主任所在的北京同仁医院,也是试点医院之一。在他看来,药品“零差价”可以解决一部分“看病贵”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医药费用高的主要因素,不在于末端的这15%,而在于药企和中间环节。”

  据他介绍,药企的逐利特性和臃肿的中间环节,正在“逆向淘汰”一些经济实惠的药品,药品“零差价”与它相比是小头。“同一种药,牌子越来越多、包装越来越精,效果不一定好,几元一瓶的药已经很难找到了。”

  据披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种药品从研发、生产到上市,都要经历生产商、采购商和经销商等环节。在定价部门、招标部门、医院药事委员会面前,一家药企要在“同伴竞争”中脱颖而出,经常要以高额投入来“打通”这些环节。有的投入,甚至能占到药品出厂价的十几倍。而最终这些中间花销,肯定要由患者埋单。

  在日益膨胀的投入面前,几元的“薄利药”自然难抵成本,“金贵药”甚嚣尘上。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医生收入总体偏低,目前,其待遇很大程度上要靠这15%加价来补。你取消了医院加价,国家就要给予资金支持。”杨建林主任认为,否则,其他变相的加价还会涌现。

  “据我所知,为了弥补收入不足,一些医院已经出现了挂号费上涨的问题。这说明单方面强调药品‘零差价’是不行的,没有财政扶持,难免‘按下葫芦浮起瓢’。”他说。

  “按病种付费”破了大处方,能保证“疗效好”吗

  讲述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医师 李春林

  去年8月1日起,“按病种付费”已悄然取代“按项目付费”,在北京6家医院开始了试点。这个旨在控制“大处方”、“过度医疗”的医保支付方式,被卫生部部长陈竺形象地比喻为给病人“吃套餐”。

  “套餐”怎么吃?

  通俗地讲,就是把108个常见病种“打包”,根据病人的年龄、疾病诊断、合并症并发症、治疗方式、病症严重程度以及疗效等多种因素,分成若干组,每组确定一个报销“上限”。同组的病人从入院到治好出院,治疗费用不能超过这个“上限”,否则由医院“埋单”。

  “以前按项目收费,医生容易多做检查,从而助推了‘看病贵’。现在试点按单病种限价收费,在我们医院,对抑制‘大处方’是有效的。”李春林医生所在的友谊医院,正是试点医院之一。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但我国现在的医疗合理性比较差,这种情况下,若单一地搞单病种收费,有点超前。”

  比如,既然定“上限”了,是否会牺牲患者的治疗效果?李春林医生所在的医院,为了“扬长避短”,采用的是DRG诊疗规范化路径管理,即把治疗一种病的标准化诊疗规范全部列出来,按标准化流程走,不能更改或省略,以保证每位病人“该做的检查、治疗项目,一个都不少”。但此举在他看来,又过于机械。

  “像做汉堡包一样,两片面包中间,是先夹肉还是先夹生菜?顺序不能变。一旦变了,要在电脑上一一填写变了什么,为什么变,很繁琐,加重了医生的负担。”他的一位在北大人民医院的同行也表示,“更重要的是,看病不是这么机械化的,流程上写着第3天换药,但病人吸收很快,第2天就需要换药;流程上写着用1个注射器,结果用了两个注射器;再加上很多并发症是难以预测的,这样试图用一个框子来‘框住’花费,能适应千差万别的病人和千变万化的突发情况吗?”

  此外,李春林认为,限价也不利于先进医疗技术的使用。“合理的医疗流程和机制,要用技术来承担,但设置上限后,费用不足以使用先进技术,这时医生就会采取保守治疗方案,对患者不利。”

  他举例说,比如,肿瘤病人来了,医生首先要作科学判断,“搞清楚了再治”,但这需要一个检查过程。“如果按病种付费,医保只拨给医院1万元,在化验的过程中就花完了,那就只能直接手术。在没搞明白病情的前提下手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李春林认为,如果从解决“看病贵”的角度评价,按病种付费的确是一个办法,但“基本医疗只解决基本问题”。“就像在餐馆里吃饭,如果说目的就是吃饱,那么,服务、营养、环境等条件是保证不了的。”

  权衡以上利弊,他认为目前按病种付费还不足以完全代替按项目付费。“如果要实施这一方案并根治‘看病贵’,第一步就是全面、高水平地落实医保。”

  病人“逃单”由医院科室分担不是长久之计

  讲述者: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住院医生 李毅(化名)

  “医生,快救救他!”“请先挂号付费。”仅想象这一幕,就会刺痛不少人的心。而在绝大多数公立医院实行“先付费,后看病”政策的今天,它很容易在一些医院上演,并成为公众指责“医德沦丧”的一个佐证。

  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住院医生李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医院实行挂号-付费-诊疗-取药流程,其立足点,并非公众想象的那般“唯利是图”。

  “走这一系列手续,首先是双方缔结医患合同的需要。合同成立了,意味着医生有责任对患者进行诊治,患者也有权利要求医生诊治。”他说,按流程走,医生和患者都会受到保护。“对病人而言,医生对病人的一切重要医疗行为:缝合、救治、手术,都要经过家属签字,不能‘乱实施’;对医生来说,如果没签字就诊治,治好了家属千恩万谢,一旦出了事,家属会因你擅自做主而‘秋后算账’。”

  但李毅强调,这套流程并不那么机械,“面对重症病人,抢救是不能拖延的,这时医院是允许‘先诊疗、后付费’的。”

  他向记者“交了个底”:“出于职业本能,医生对重症病人肯定会冲上去,医疗费用先替病人垫付,这时流程并不与它冲突。在我们医院,常有这类情况。”

  他的一位同行举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他们医院,前段时间有一个20多岁的农村小伙子,打工受重伤后送来救治,情况非常严重,但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医保。“在我们看来,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才20几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谁也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世。我们当时就对他进行了吸氧等基础护理,经抢救最后治愈了。但他实在付不起医疗费用,最后他的费用就由科室分担了。大概几万元的治疗费用,他自己只花了2000多。”

  这样的事情不仅这一件,各家医院经常会有先欠着、事后补交的情况。但李毅医生也坦承,光靠科室经费负担“学雷锋”,不是长久之计。

  “绝大多数病人都没问题,但确实有极少数危重病人会‘逃单’、‘拒单’。这笔钱没人掏,怎么办?”他告诉记者,这时,多数只能由医院的各个科室或个人负担。“但是,现行医疗制度是医院自负盈亏,国家的投入十分有限,所以,这样的情况不能太多,多了真的负担不起。”

  他的同行也向记者坦承:“一年让我学一次雷锋,行。但如果医生值个夜班就垫1000块钱,每月几千元的基本工资,确实困难。从科室奖金、经费里扣,科室主任的脸色准不好看,医生出了力不落好,谁受得了?”

  “你一辈子赶上一个穷人,垫了应该。但天天遇见这种情况,力不从心。”李毅说。

  他建议,“国家要让老百姓都看得起病,还需要加大对医疗事业的投入,一方面争取人人都上医保,农民也要上医保;另一方面,改善医院自负盈亏的制度,国家供养医护工作者,从而保持医疗工作的公益性。”

  “所谓‘先付费,后看病’不是加剧医患关系的因素,只要国家肯投入,可以对具体特困病人申请国家资助、基金救济,相信医患关系会有所缓和。”李毅说,“医生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这个本职不会改变。”

  “三甲”医院该用来治疗,基层医院该用来养病

  讲述者: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住院医生 李毅(化名)

  “病人一有病,排队挂号、候诊、取药都排大长队,动辄就用一天工夫。等待的结果是,只见了医生5分钟,感觉自己没受到重视,怨声载道,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北京积水潭骨科医生李毅,这样概括他眼中的“看病难”。

  在他看来,“看病难”的直接原因是大多数患者生了病,习惯于盲目找大医院。“但事实上,有些病症不一定要看专家号,有的在县级医院——甚至社区医院,完全可以解决。”

  医改专家早已提出,“看病难”现象说到底,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大医院有好医生、好设备,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患者“宁愿协和蹲一天,不愿回县医院”。相应地,大医院的医疗资源被浪费,小医院的医疗资源却没用上。

  但在李毅看来,原则上,“三甲”医院应该只负责治疗,不负责养病,养病更多应该是县级医院、社区医院的事。

  “一所医院的医疗器械数量和专家人数是有限的,大家都等着专家看病,实质上是患者与患者间在争抢医疗资源,在抢医生。小病占去了专家的一大部分时间,他能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的时间,就被大大压缩了。”

  李毅医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医生们常说“不怕误诊,就怕漏诊”,这也是当前一些基层医院医生身上的“薄弱环节”。“误诊后果很严重,对于疾病的敏感性,基层医生是不够的,而且在诊断无把握的情况下,盲目治疗也是问题所在。”

  但在基层医院养病,对患者却是个不错的选择。

  “基层医院和大医院相比,床位费便宜,一些药品价格也低。”他说。卫生部公布的《2011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基层医院的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是81.5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是2315.1元,住院病人日均医药费用是228.1元;二级医院的这三项费用分别是147.6元、4564.2元、489.0元;三级医院则是231.8元、10935.9元、9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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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健康报网) (责编:xhh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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