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开始参与心脏手术的麻醉，它对医生的操作技术与管理水平有很高的要求。不过，这些病人每天进手术室后的第一道门槛——打静脉针，一般这项操作是由护士完成的，但心脏手术比较特殊，需要麻醉医生亲自上阵。

　　遗憾的是，这项貌似简单的操作，却成了我的弱项——练习的机会并不多。我经常像手术室里初来乍到的实习生，第一针往往扎不进去。病人手上白挨了一针，我内心也惶恐了一分。我只好按住出血点，与病人交谈几句，然后再尝试一次。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对不起。

　　第一次说对不起，是一种蛮奇怪的感觉。因为当你以医者的身份自居时，往往将各种临床操作或处理视为合情合理的，即便不良事件无法避免，你也认为这处于被允许的范围。对病人而言，扎针的短暂刺痛、扎针的次数，都历历在心。

　　我没法评估，我的一句“对不起”在病人心里留下何种印象。但在那个时刻，我觉得向患者道歉，说对不起是合情合理的做法。换言之，这是一种主动沟通的行为，主动表明自己的操作失误、不当对病人造成了不适或伤害。这种“提前示弱”，是对自己失误的一种愧疚，也让病人感受到一种关切。

　　在美国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看来，一个道歉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对自己冒犯别人的负罪感;二是对背离正确行为、违反社会规则的反思。对我而言，我为自己没能“一针见血”，对病人造成了不适而感到内疚;再者，我也在练习中反思自己的打针技术与手法，以期无需对下一个病人说“对不起”。

　　在眼下当责文化时代——只要有错，必有问责，医生最难说出口的词很可能是“对不起”。因为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医疗纠纷，法庭上见。有研究却发现，医疗差错或不良事件发生后，如果主动公布而非掩饰，有助于争端的更好解决。“公开事情真相并主动道歉的做法不但没有导致出现更多的法律诉讼，反而减少了患者的诉讼量，并且处理诉讼索赔事件的时间也比以往大为缩短。”

　　有一个组织，叫Sorry Works，旨在告诉医疗工作者“道歉有用”。它的建立者是一位叫做Doug Wojcieszak的咨询师，他通过分析大量医疗官司发现，病人及家属之所以打官司，很多时候并非为了赔偿钱财，而是出于愤怒。愤怒的骤起，则是医疗差错或不良事件发生后，医护人员没有积极负责地与患者沟通，而用基于自我保护的说辞来搪塞患者。

　　2004年，在WHO组织的世界病人安全联盟项目启动仪式上，英国首席医疗官利亚姆·唐纳森的一句话发人深省，“人人都会犯错误，但掩盖错误不可原谅”。在美国医疗界，“道歉运动”正在开展。不少州在考虑通过“道歉”法案，以支持医务人员的道歉行为。有些州甚至规定，对于预料不到的手术结果，医生可以“安全地”向患者道歉或表示同情，不用担心这些行为会成为未来的法庭证据。在国内，尽管眼下少见鼓励医生道歉的文化或举措，但学会道歉，将是医生的一门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