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的启动，必须建立在承认旧医改存在问题基础之上，否则新医改便无必要。目前的新医改方案直面现实的鲜明态度，所传达出的是新医改将与旧医改切割的强烈信号。

    ●曾引起争议的公立医院“收支两条线”试点改革意见，最终在定稿中得以保留。“收支两条线”被认为是克服公立医院谋利冲动的最有效办法。

    ●监管能否到位被认为是新医改成败的关键。实际上，旧医改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是因为监管跟不上的情况下盲目推行市场化所造成。方案中有29处提到“监管”，12处提到“监督”。由此可见医改方案制订者们加强监管的决心。

    新医改方案六类人享何待遇　图/CFP

    4月6日、4月7日，新医改方案（以下简称“定稿”）正式公布，距医改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对公众发布刚好6个月。

    定稿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这意味着新医改已经超过政府层面，亦成为执政党的方针，进一步凸显出新医改的重要性。与此相适应，意见稿中提及的“各级政府”也改为“各级党委、政府”。

    6个月来，围绕着征求意见稿，公众、药企、医院等各利益方展开激烈博弈，各方代言人以媒体为平台，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试图影响医改走势，意见稿也因此修改多处，定稿几度推迟公布。

    相比较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记者注意到定稿基本框架没有动，医疗卫生事业回归公益的大势没有变（甚至更为鲜明，比如将“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写入定稿）。但一些敏感细节，如基本药物定价机制、医患关系等，却有着微妙而重要的调整，即便是一字之差，含义也大有不同。

    解决“看病贵”仍是重点

    新医改的启动，必须建立在承认旧医改存在问题基础之上，否则新医改便无必要。旧医疗出现的主要问题，被归纳为“看病贵、看病难”，而“看病贵”尤其是重点。因此，新医改方案，着力最重的无疑是“看病贵”。为解决看病贵而推行的医保改革，也被认为是本次医改“五个手指”当中的“大拇指”。

    不过，业内多数意见是，作为由来已久的老问题，解决“看病贵”问题决非一日之功。记者注意到，意见稿中在强调政府加大投入同时，要求“居民个人基本医疗卫生费用负担明显减轻”，定稿则将“明显减轻”改为“有效减轻”。此微小改动亦折射出决策者的务实态度。

    记者认为，新医改在重视“看病贵”的同时，亦不应忽视医疗领域存在的其他严重问题，除了“看病贵”，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质量、医疗安全、医患关系等问题，同样反应强烈。相比较起“看病贵”，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更复杂，解决起来更困难。正因为如此，新医改将会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绝非仅仅是靠加大投入就能解决。

    “增进医患沟通”入方案

    医疗纠纷是困扰医疗界的老问题。据2006年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270家医院进行的调查显示：有超过7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其家属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情况；有近60％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聚众围攻医院和医生的情况。医患矛盾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医院在法律不完善、相关制度缺失的前提下片面推行市场化路线，导致医疗服务质量下降，患者对医院和医生越来越不信任。然而，面对日益严重的医疗纠纷，征求意见稿中却只字不提，让外界质疑有回避矛盾之嫌。在定稿中，则把“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当作医改中一项工作提出，要求“保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增进医患沟通”。

    把“增进医患沟通”写进医改方案，表明决策者对医疗纠纷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医疗纠纷中，患方和普通医务人员其实都是受害者，都成为旧医改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新医改方案中一句“保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医患纠纷的严重程度，但有业内人士认为，在此处改为“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似更为妥当，因为在医患纠纷中，总体上患者处于弱势。而卫生部前部长高强曾对此专门提到，解决医患矛盾的关键在医方。

    医改离不开法律监管

    在“建立健全医药卫生法律制度”一项中，定稿比征求意见稿中增加了一句：完善药品监管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健全与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比较完整的卫生法律制度。

    监管能否到位被认为是新医改成败的关键。实际上，旧医改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体现为医院管理方权力过于集中，而责任过于分散，监督缺失。

    大量问题由此产生。记者注意到，征求意见稿中有28处提到“监管”，12处提到“监督”。由此可见医改方案制订者们加强监管的决心。而定稿中对此均予以保留。

    不过，意见稿中所提“监管”、“监督”多显泛泛，鲜见具体指向。而定稿中新加入的“完善药品监管法律法规”可谓切中时弊。新医改必须在法律法规框架下推进。但我国目前的多部医药法律、法规却有明显缺憾。比如管理药品的根本大法——药品管理法，就未将医疗机构制剂纳入常规药品管理，造成了一定的监管盲区。除了药品管理法，由已经判刑的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前司长郝和平主持制定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同样存有不少弊端，致使医院内不少医疗器械要么是没有注册的“非法”产品，要么合法了质量却不合格。该条例三年前就有修订传闻，但至今未见结果。此外，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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