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和患者之间，犹如“针尖”对“麦芒”

    以前，我们听到医疗事故后患者投告无门的消息多，而患者敢于向医生动粗的消息少。最近，却看到不少病人伤害医生的恶性事件报道。

    这类事件之所以引起媒体的普遍关注，缘于今年7月发生在湖南长沙患者杀害主治医生一案。据媒体报道，一名叫彭世宽的白血病患者，在经过自体移植治疗后，发现身体变化不大，便开始在医院闹事，打砸抢，破坏医院血液病房的设施，发泄仇恨。直到今年7月10日，彭世宽手持水果刀骑在其主治医生王万林身上，连砍46刀。王万林心脏和脾脏被刺破，送入抢救室时已死亡。

    同月25日，在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王任直教授遭到患者家属的血腥“讨伐”。据《北京晨报》报道，住院60多天的巨大脑垂体瘤患者高某，因手术后出现下丘脑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家属到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吵闹。王教授走出来让他们“说话小声点儿，有事到办公室说”，却被死者儿子用玻璃镜框砸伤，左臂的肌肉、神经、静脉切断。

    来自《北京晚报》的消息说，近3年来发生了502起殴打医护人员的事件。而据新华社报道，今年4月，北京警方对外公布的、已处理的无端殴打医务工作者案件就有3起。这让人想起另一种数字记录：中国消协曾经做过的一项调查，即医疗事故是6大消费者投诉热点之一。从医疗事故到患者无端闹事，患者与医院和医生之间的官司纠纷不断。医生和患者之间，犹如“针尖”对“麦芒”，一旦言语不和就导致冲突，甚至拳脚相向。

    “体制危机落实到人际关系上，大概是医患冲突的原因所在”

    造成今天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体制上。《三联生活周刊》的一则报道说得好：“体制危机落实到人际关系上，大概是病房里所有矛盾的原因所在。”

    从患者和医生各自的角度来看，这个“体制”包含着不同的意味。

    就患者而言，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从公费医疗到医药费承包，再到医疗保险，尽管在逐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但由于医院之间缺乏竞争，个人在承担更多的医疗成本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医院和患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

    患者对医生一直是尊敬之下的小心翼翼，惟恐医生不耐烦，不小心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而医生呢，却多是颐指气使，不大有好脸色的。在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时，这种状态是相对平衡的，但这种平衡却有很大的虚幻色彩。原因很简单，大多数患者对医生的尊敬是基于：第一他是个医生；第二，我没有太多的选择。再加上医药费很高，红包盛行，患者对医院的信任也大打折扣。

    从医院的角度而言，市场经济发展并没有因此改善医院的投入体制。一份统计资料表明，美国医疗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7％，约为1万亿美元，等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的医疗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中国国家卫生投入占世界卫生投入的1％，却服务了占世界总数22％的人口。中国国有医院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国家拨款，外加以药养医，医生的技术劳动成本很低。

    在医院看来，医生一直是负重前行。在某种程度上，比之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医生得到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是不对等的。

    导致医患冲突不断升级的，还有许多社会环境因素

    这些观念反映在具体事件上，很容易导致情绪化冲突。但体制危机诱发的矛盾，还不至于产生患者血腥报复的结果。导致医患“战争”不断升级的，还有许多社会环境因素。

    最重要的是法制环境。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媒体掀起一阵关于“医疗事故如何鉴定”的法学争论。6月，新《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草案出台。后来，就没有再看到相关的消息。

    因为法律的不完善，一些患者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去年在北京轰动一时的患阑尾炎女童卵巢错割一案，历经3年，才得到最后裁决。3年内，患者单医疗事故鉴定就做了3次，每次结果都不相同，耗费了患者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这还算是幸运的。《北京晚报》报道说，一些医疗事故纠纷拖至几年，甚至几十年也得不到解决，法院对此也非常头疼。

    这种制度不健全所带来的伤害是双方的。有的医疗事故纠纷，医院和医生借相关医院的关系，在事故鉴定上做手脚。有些患者也会依赖社会关系，钻法律空子，以此要挟医院和医生。前不久，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公安部、卫生部联合发出通告，要求公众遵守医疗机构的有关规章制度，否则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告同时要求医疗机构加强管理，禁止乱收费，认真执行相关的医疗规章制度。

    几个案子引来一个通告，这是一个可以想见的结果。但我们更期望的是，这些案件能够引发体制上的深层次的变革和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医患间建立起平等、尊重、信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