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医患关系紧张、冲突频发，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据统计，2011年以来，医疗纠纷发生率每年上升20%，有的地方高达40%。全国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的数量在40起左右。8月以来，伤医事件更是频发。

　　医患矛盾愈演愈烈，究竟是谁的责任?其中的问题和原因可能有很多，有管理问题，有制度问题，有政策问题，有群众素质问题，但要说首要责任，还是在医生本身，这个问题不明确，其他问题解决不了。患者就医都是期待好的结果，是善良的意愿，最后闹到骂人、砍人、死人的地步，说明患者及家属对医生已经极其不信任，医生群体确实需要反思和改进。

　　中国目前医学诊断和治疗缺乏规范性。在我们的医疗体系中，尤其是在医生群体中，因为各种原因，简化了一些不应该被简化的程序和标准，省略掉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流程要求，这是国内的医疗系统总是出现问题的关键。举例来说，在美国，如果孩子患有一种比较罕见的疾病，到了美国哈佛医院，通过预约系统确定了一个时间去看病。每个医生，都有护士和秘书与患者进行事先沟通，以便确定初步的情况，提高效率。负责看病的是一个很高级的医生，在独立的诊室，先是与孩子和家长聊天，了解生活和家庭，然后才是诊断过程，最后是解释病情和告知事项，占了相当大的时间比重。最后的诊断报告不是当时给的，医生要根据临床记录，拿出额外的时间再做出研究之后，才会向患者提交正式报告。而这个过程中的很多环节，在中国都是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被部分或是全部省略掉了。

　　同时，中国的医生数量严重不足。这也是完整的看病流程被阉割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社会学家英克斯尔提出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就是千人医生数量要超过1.25人，否则就不是现代化国家。截至2009年，中国每千人城市人口的医生人数是1.75人，而每千人农业人口的医生数只有0.47人(2005年美国的人均医生数是每千人3.59个，法国3.37个，英国2.2个)。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医生和医疗保障不足以应付病患，这是明显存在的大问题。由于中国医疗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医生工作强度很高，接待每个病人的时间也尽可能缩短，看病的质量可想而知。而根据美国医疗网站medscape对全美22种专业共15794名医生进行的调查，70%的医生每周的工作时间在55小时以下。23%的医生每周接待病人在49人以下，41%的医生每周接待50到99人。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接待更少的病人并不代表低效率，而代表医生可以在每一个病人身上花更多的时间。有15%的医生甚至在每一位病人身上要花去25分钟以上的时间。

　　医生人数不足，不完善的培养制度难辞其咎。在中国，医生的培养缺乏总体规划。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反思对照一下美国确定医生数量的经验。以美国康复科(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简称PMR)学会为例，在决定2009年要招收的医生数量时，学会统计出2008年美国需要增加的康复科医生数量，然后2009年学会就招收2008年需要的这个数字的90%。康复科在美国的培养是要做住院医生四年，2009年进入的2013年毕业。此外，在美国，想上医学院的学生在大学要进入“医学院预科”，就是在同一所大学学习，但生命科学内容多学一些。一个学生在大学进了“医学院预科”以后，只要是认真努力学习，没有特别的不好，毕业时大学校长一定要想法让“预科”的学生全部升入医学院。进了医学院后，只要认真努力学习，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医学院毕业时校长一定要想法让毕业生全部成为住院医生，一个都不能少。同时，美国充分利用了移民国家的特殊国情，把美国人要当医生的孩子们安排妥当后，外国医学院的毕业生就成为美国毕业生就业的“调节区”：如果这一年美国毕业生多了，他们全部进入住院医生位置后，外国毕业生就进得少;如果这一年美国毕业生少，外国毕业生就进得多。也就是说，在美国学医，一旦你读了，毕业了，医生这个行当本身就能够提供就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