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锋陷阵上战场的事不可能天天做，我们的日子终究要回归平静中，我们依然要面对医患关系如何在利益面前得到更好解决的问题。

　　四川雅安地区地震发生，微博上北京协和医院医生章蓉娅发了这样一段文字：“想起汶川地震时的一个事儿。我一同事决意不再行医，从协和辞职，办完离职手续，还剩最后一个班。产房正接生呢，突然地震了，她当时就一念头：所有人都可以撤，就她不可以!就算楼塌了她也要托着天花板救产妇和孩子!‘事后想想，我觉得自己好傻!我都不当医生了，还要去冒这个险?’但我却很感动，这就是一个医生!”每到灾难发生时，医护人员们的白衣天使形象达到顶峰，医患关系空前和谐。在“5·12”汶川地震中如此、在“非典”中亦是如此。然而灾难过后，一切恢复平静时，医患矛盾又会再次升级，难道医患彼此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吗?

　　从各种报道中可以看到，“5·12”地震救援期间，患者的信任几乎超越了医生的想象。许多伤病员手术前根本没有家属，甚至连一个熟人朋友也没有。可是，按照有关要求，手术前，患者一方都要签字确认，更何况有的病人要做截肢这样影响一辈子的手术。曾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一位四川乐山市当地医院的医生就向媒体感慨：“那时，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伤员和家属只有两个字‘感谢’。如果病情危及生命时，医院规定只要3名医生签字就可以截肢，但是没有一例医疗纠纷。”但现在，灾难过后，乐山市的这位医生却和他的同事们几乎天天在花不少的时间给患者家属做工作，告诉他们手术的各种风险，并要求他们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在灾区，医务人员都会不计代价抢救伤员。但只要回到平常，如果是风险太大的手术，医生一般都会推的怕的就是医闹。

　　同样和现在医患关系剑拔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典”中一个个医务人员倒在岗位上：广州市妇婴医院护士韦小玲、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主任医师邓练贤、广州市胸科医院重症监护室(ICU)主任陈洪光。在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医护工作人员的表现就如电影电视中描述的那样，奋不顾身、身先士卒、舍生取义等等，这些我们平日认为假大空的词语在那时人们却有真切感受，人民群众把他们视为英雄。然而十年来，人们似乎忘记了这场战争中医务人员的付出和牺牲，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恶化的医患关系和扭曲的医疗报道。

　　中国的医患关系难道必须在灾难面前才能重建吗?面对这样的疑问，“非典”亲历者钟南山院士曾向媒体无奈表示：“也许是的，因为只有在灾难面前人们才能看到医生的本质和这个群体的主流。因为灾难涉及到生与死的考验，要拼搏，要付出代价，像汶川地震，当时全国各地组建医疗队，很多医护人员抢着报名，有时人的本质往往在危难面前才能表露无遗。事实上，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并不完全只在医生或者病人身上。”

　　现行的医疗体制之下，原本公益性的医院却承担着经营的压力。一个医生拿红包被曝光，整个医生群体就会受影响，涉及健康生命的问题，人们对道德的期待会更高，甚至眼里容不得沙子。少有人愿意理解医生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缺点。冲锋陷阵上战场的事不可能天天做，我们的日子终究要回归平静中，我们依然要面对医患关系如何在利益面前得到更好解决的问题。钟南山对医患关系给予的希望是：“作为一名医生，我对当下的医患关系并不悲观，但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医疗公益性的加强，减少医院对药品加成和其他经济利益的依赖，这样医生才能从自己做起，回复治病救人的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