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管儿子”监管自然不到位

　　其实病历只是在医院监管问题中的一方面，卓小勤认为，在社会呼吁患者应理性对待医疗事件的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大对医院医疗行为等方面的监管以减少医疗纠纷发生。

　　“现在对医院的监管做得不够，加强医院监管刻不容缓。”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所谓监管不够并非没有法律和监管部门来管理医院，而是“管办不分”的现状造成的监管不力。

　　担任北京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咨询专家的顾昕解释称，现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公立医院，医院的医疗活动和医疗纠纷等主要是由各地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但实际中公立医院与卫生行政部门在体制、人事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管办不分”，即公立医院的主办者和监管者不分，“‘老子管儿子’监管自然不到位”。

　　卓小勤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一家市级公立医院的院长可能过段时间就会调任至卫生局任领导，相关卫生部门在监管时自然会“投鼠忌器”。

　　他曾经接触过两起案例，北京一家民营医院医生因超范围行医被民众举报，最终被卫生部门认定非法行医，医生被吊销行医资格，医院受到处罚;但北京一家公立中医院因中医推拿大夫给患者做股骨头换置术被举报后，最终却被认定不属于超范围行医，免于处罚。

　　“相同的事却有不同的监管力度，对于医院和患者的医疗纠纷处理更难保证完全的中立性。”卓小勤直言，这既是对违规医院的纵容，也是对患者的不负责任。

　　其实对于医疗纠纷处理，各地一直在呼吁由中立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调解处理，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已经成立了这样的中立调解机构。

　　北京市崇文区幸福大街路西的一座3层灰色小楼，就是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医调委”)的所在地。

　　医调委常务副主任刘方向记者介绍，北京医调委成立于2011年5月30日，是调解医疗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北京市财政局拨款支持，接受北京市司法局的工作指导，医调委服务免费，现已覆盖了本市各医疗机构约6000余家，成立3年来共受理案件5497件，调解成功率82.46%。

　　“医疗纠纷调解是高技术、高复杂性的工作。”刘方介绍，医调委现有的57名调解员和12名评估成员中包括副高以上职称的医师、法官、律师等，同时，为求公正，医调委把调解和评估分开，调解员将相关材料收集齐后转交给评估组，评估组成员不接触医患双方，仅从病历等材料分析相关责任。

　　“对患者死亡、重残、赔偿两万元以上的纠纷我们每周召开一次合议会，邀请三甲医院一线医师、司法鉴定专家等共同审核医疗过错并形成最终调解建议。”刘方强调，专家选择会避开涉事医院，目前专家库已拥有1497人。

　　在实际调查中，医调委经常会发现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存在的诸如病房消毒、术后检查等问题，但刘方坦言由于没有法定监管职能，医调委只能据此向医院出具反馈书，标明问题以期引起院方重视。

　　要从根源上彻底改变“以药养医”

　　“作为医疗调解机构也可从侧面发挥对医院的监督作用。”刘方表示，国外第三方医疗调解机构大多直接和医师资格审核等单位挂钩，在医疗纠纷处理中发现医院医生的违规问题将直接上报，由相关部门对责任人进行处罚，“下一步我们也准备和卫生行政部门加强衔接合作，加大对医师、医院的监督。”

　　是否应给予医疗调解机构法定监管权?或成立专门的第三方监管机构?

　　顾昕认为两者均难实行，“如果赋予调解机构监管权，在处理医患纠纷中考虑到与医院的责任关系将难以保证完全中立;我国医务资源掌握在卫生行政部门，单独成立监管机构在政策和执行上也存在困难”。

　　顾昕强调，对医院的监管还应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但一个大前提是必须加快公立医院去行政化的步伐，实行“管办分开”，彻底打破公立医院所处的行政等级体制，赋予其真正独立的法人地位，对人员雇用、服务提供、资产购置等方面实现独立，相关卫生部门能切实有效实施监管。

　　“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已是医改中的老生常谈，但来自于医院和相关部门的阻力不断，各方理应提高意识，共同建立良好有序的医疗环境。”顾欣表示。

　　卓小勤对此表示认同。此外，他强调降低医患纠纷不仅要加强对医院的监督，更要从根源上彻底改变当前中国存在的“以药养医”等病态医疗体制，同时逐步放开医疗市场，改变公立医院主导现状，通过竞争促进医院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这需要民众、医院、政府部门多方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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