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云南惟一的中心眼库，10年来眼角膜处于“零储存”状态，这个数据足以让很多眼患者近乎绝望。尽管角膜移植可以使很多患者恢复良好的视力，但由于供体匮乏，无数患者只能在黑暗中等待。

　　“当一双眼睛闭上的同时，请让另一双眼睛得到睁开的机会。”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积极投身到角膜捐献的行列中来。中心眼库电话5351281，始终在等待爱心人士拨打。

　　女儿的左眼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世界，妈妈很迷茫

　　望着怀里仅两个月零一天大的女儿青雨，年轻妈妈史蓉梅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命太苦了，一生下来左眼就看不见。”

　　谁能帮助女儿看见光明?连日来史蓉梅奔走了昆明好几家医院，最后来到昆医附二院眼科，因为全省惟一的中心眼库就设在这里。

　　“有库无眼，一片眼角膜都没有。”说起中心眼库的尴尬现状，眼科主任周伟长吁短叹，“没有人来捐献眼角膜，我们做医生的都要失业了。”

　　病例

　　两婴儿苦盼眼角膜

　　1月7日下午，昆医附二院2号楼6楼眼科的走廊上，史蓉梅一边逗着怀里两个月零一天大的女儿青雨，一边时不时地往手术室紧闭的大门望去。她在等候主任医师周伟。下午近4时，周主任终于推开了手术室的大门，史蓉梅急忙上前拦住：“医生，我女儿的手术可不可以做了?”周主任无奈地摊开双手。没有现成的眼角膜，惟一的办法只有等。

　　史蓉梅的眼睛顿时红了，她不知道所谓的等，究竟是一天、一月、一年，还是更长时间?面对记者的来访，史蓉梅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草，一直重复着一句话：“媒体能否帮帮忙，看能不能找到捐献眼角膜的人?”

　　史蓉梅说，他们家在玉溪，在女儿青雨出生的当天下午，家人就发现她的左眼有些与众不同，“眼睛里长了一层白白的东西”。

　　满月后，史蓉梅抱着女儿开始往医院跑。医生诊断，青雨的左眼患有先天性眼角膜白斑，需要接受角膜移植手术。辗转昆明好几家医院，史蓉梅在2010年12月27日来到昆医附二院眼科。她听说，该院拥有云南省惟一一个经省卫生厅批准的中心眼库。

　　但医生说，中心眼库的眼角膜库存为“零”，而且在青雨之前已经有不下百人在排队等候。一个星期过去了，史蓉梅没有等来眼角膜，她说：“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不能放弃要让女儿看到世界的梦想。”

　　除了史蓉梅，记者还看到了另一位年轻妈妈李明仙的眼泪。其1岁的儿子健平双眼看不到世界，不过，还算幸运，去年10月因为媒体呼吁，健平接受了一位70多岁老人的眼角膜捐赠。不料，术后出现排斥反应，健平重返黑暗世界，需要重新进行眼角膜移植手术。李明仙夫妇再度犯难：这次不知会不会那么幸运?李明仙告诉记者，她想过用自己的眼睛来换取儿子的光明，可是医生不允许活体捐赠，她说：“我甚至想过割腕自杀，这样就可以将眼角膜捐给儿子了。但是我走了，儿子该怎么活?”

　　尴尬

　　10年来眼角膜“零储存”

　　记不清目睹过多少年轻妈妈的眼泪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周主任苦笑着说，不光患者家属着急，医生们的也着急。

　　从事眼科30年的他告诉记者，1991年成立中心眼库的初衷，是为了储存足量的眼角膜以备急需。然而，事实却让他们瞠目结舌：整整10年来，眼库均是“有库无眼”，长年来基本处于“零储存”状态。

　　记者了解到，所谓的眼库中心，其实就是眼科手术室中一个无菌室里的冷柜，冷柜保持着恒温4摄氏度，专门用于存放新鲜眼角膜的瓶子。

　　据周主任介绍，昆医附二院约在1985年就开始在省内率先开展角膜移植手术。当时，由于相关的遗体捐赠法尚未明确，一些医院往往会从死刑犯或患者委托医院帮忙处理的遗体身上来获取眼角膜，“一年平均下来要做三四百例角膜移植手术。”

　　但近年来，周主任明显感觉到医生们“没事情做，要失业了”。据统计，尽管每年都有上百人登记等候眼角膜，由于中心眼库“有库无眼”，一年下来最多能做10来例角膜移植手术。至于这10来例手术中所用的眼角膜，要么是患者家属自己找来的，要么是有偿捐献的，“完全是碰运气，谁找得到就是谁本事。眼库在去年10月份才终于等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无偿捐赠眼角膜，这也多亏了媒体呼吁。“

　　对于记者打听的“究竟有多少人在排队等候眼角膜”?周主任直言：“要这个数据毫无意义，等的人多了，捐的人压根没有。”他翻出此前在做手术时一位家长发来的短信给记者看，“你看，家长又在询问有没有角膜了”。正说着，又一位家长打电话来咨询“有没有角膜”的事宜。挂完电话后，周主任再次摇头苦笑，几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咨询，不光患者家属打，领导和同事也打，目的只有一个苦盼角膜。

　　析因

　　观念、渠道、法律三大障碍

　　记者经查询得知，不仅是云南的中心眼库，其他不少省市如山东、河南的眼库都面临着相似的尴尬境地。据全国残疾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现有角膜性盲人120万，角膜性视力残疾者190万。角膜移植可以使其中多数人恢复良好的视力，但因角膜移植材料来源严重不足，无数患者穷尽一生都只能在黑暗中等待。

　　大家不禁要问：为何会出现眼库“有库无眼”的尴尬?在周主任看来，主要是因为国人“死要留全尸”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古语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损，孝之始也”，传统文化认为人死后要去往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保存一个完整的躯体非常重要，很多亲属无法接受亲人去世后捐出器官。

　　渠道环节也是造成社会捐献成功率低的原因之一。据周主任透露，这些年来也有100多人前来登记表示愿意死后捐献眼角膜，但到最后能不能捐献还是个问号。其原因大致包括如下几类：有些人不愿留下自己的具体联系方式，导致医院无法联系上;有些人可能去世了却没有通知医院;有些人的子女在其去世后突然反悔，称“我从来没听说过父亲要捐献眼角膜”或“我父亲临终前说他不捐献了”。

　　另外，记者获悉，北京同仁医院眼库主任潘志强博士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角膜捐献不仅需要弘扬奉献精神，更需要进行法制规范。由于缺乏相应的立法，目前全国各地眼库眼球捐献登记动员、角膜的采集、保管、使用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并存在不规范问题，角膜的供需矛盾仍十分突出。

　　记者了解到，云南省尚未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捐赠者往往处于不知道到哪里办理捐赠手续的局面。如果有朝一日这样的法规出台，捐赠角膜和遗体的系统才能运作起来。目前，云南省红十字会只负责眼角膜捐献咨询工作。

　　出路

　　医院研发“人造角膜”

　　出路何在?周主任显得有些悲观。他说，如果传统观念不破除，如果相关法律不出台，光凭呼吁和宣传，是很难达到西方社会那种普遍自发的器官捐献意识。据介绍，在美国根本不存在眼角膜短缺的问题，每年都有3万多对眼角膜闲置。

　　旅美知名作家林达曾撰文指出，他到美国后第一次办驾驶执照，填表时就有一项：“在发生车祸死亡时，是否愿意捐赠器官”。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他几乎感到有点唐突。因为中国人的习惯，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很不吉利。他下意识地不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不捐。过了几年，第二次办驾照，他就在“是”一栏里打了钩。现在他的驾照上，就有醒目的红字：器官捐赠者。周主任说，如果中国效仿此规定，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眼角膜匮乏的困境，另一方面还可以起到威慑作用如果开车不注意安全，小心死后任人宰割。

　　据了解，早在半个世纪前，国外对眼角膜就有了权威和明确的立法。如前苏联1937年立法规定，不用死者家属同意，就可提取遗体的眼球;英国国会1952年通过的器官移植法规定，只要死者或家属事前不反对，医生就可以提取器官;法国1947年通过相似法律。不少专家认为，我国应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范捐献移植人体器官的程序，确定捐献者及患者知情同意的权利和保密的原则，并规定法律责任。

　　虽然在悲观地等待，但不能一味地等待。周主任告诉记者，为了应对眼库“有库无眼”的无奈，昆医附二院眼科正致力于自主研发“人造角膜”，该技术有望为生活在黑暗中的病人们带来光明。早在1995年，医院眼科和国外技术团队就合作进行了首例人造角膜的移植，虽然手术失败了，但也给附二院眼科研发“人造角膜”开创了先河。

　　近年来，医院又尝试为3名患者成功实施了“人造角膜”移植手术。目前，这3名患者正在进一步观察和随访当中，病情康复进展良好。据周主任预测，此项技术前景看好，估计省外不少医院也正在着手研发。当然，目前该技术仍处于不成熟状态，有待进一步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