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能否享受到基本药物制度带来的实惠，直接取决于基本药物是不是他们想用的和能用的。在一年的制度运行中，不少基层医疗机构反映国家基本药物“不够用”。用药的改变，也给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带来根本性的影响。

　　院长有抱怨

　　江苏省海安县雅周中心卫生院院长丁冬和一看见记者就开始抱怨：“今天又转走一位住院病人。”

　　丁冬和所在的卫生院不算小，门诊、住院、行政各部分在几栋楼房里各就其位，差不多就是一个县级医院的规模。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以后，雅周中心卫生院原则上只能使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内的307个品种、292个江苏省增补品种。试点半年来，门诊量增加了30%左右，但住院人数却下降了，原因就在于基本药物定位于基本医疗服务后，只保障常见病、多发病等，用药的限制比较大。在用药受到限制之后，卫生院原有的服务功能急速萎缩。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雅周中心卫生院的人均住院费用由2146元急降至1240元，究其原因，“主要是症状稍重的病人都转走了”。丁冬和说，转走的病人，都去了隔壁的民营医院。“民营医院不受药物目录的限制。”

　　卫生院院长们抱怨，由于缺乏基本医疗病种目录，实际上307种国家基本药物的针对性不太强，在基层医疗机构使用过程中，弊端凸显。

　　“基本药物不仅品种数量总体偏少，在品种结构上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在鞍山市的乡镇卫生院，医生们反映，基本药物目录里儿童使用的药品只有十几种，不能满足患儿的需求。“因为留在乡镇的多数为老人和小孩，儿科用药应多为冲剂或颗粒剂，但基本药物的儿科用药只有片剂和注射剂。”

　　“现在的基本药物不能满足门诊患者的需要。”在江苏省无锡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医生说，有些慢性病患者长期在社区治疗，但是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里没有他们需要的药。“比如糖尿病患者，以前一直用的都是诺和灵之类的中效药物，现在目录里只有短效药。没办法，患者只能拿着单子去医院买药。本来在社区看病是为了省事，这样一来，更麻烦了。”

　　在浙江、山东、河南、广西等省(区)，对基本药物品种不够用的抱怨也不鲜见。

　　管理部门作出让步

　　面对基本药物种类的限制，一些地方开始采用变通的办法予以缓解。

　　浙江省对30张及以上住院床位基层医疗机构住院病人的用药，准许采购部分其他常用药品，其使用的品种数量控制在总品种数量的40%以内，药品销售收入控制在总药品收入的30%以内。

　　江西省则在基层医疗机构的定位调整后，规定基本药物品种数配备必须占307种国家基本药物的95%，非基本药物用药不超过医院总用药金额的30%。

　　广西壮族自治区试点基层医疗机构所用的药品，国家基本药物品种和销售额都占70%，非基本药物品种和销售额控制在30%。

　　这实际是迫于现实的权益举措。“没办法，卫生院不发展就得关门。”一位东部某省卫生厅药政处负责人无奈地表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受到多方面问题的制约，导致管理部门不得不在药品使用问题上稍作让步。

　　核心在“医”不在“药”

　　专家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药品种类限制带来的问题，核心不在“药”，而在“医”。

　　思路之一，是在调整省级增补目录时，考虑在部分实力较强的中心卫生院探索临床路径管理。在临床路径管理的思路下，对某种疾病进行分级诊断治疗，对在哪一阶段用基本药物、哪一阶段使用非基本药物制定出具体的标准。有专家表示，临床路径出来后，一种疾病的用药结构和费用就基本确定了，那样可以整治医生乱开药，也可以考虑把这些疾病用药纳入基本药物增补目录中。

　　另一种思路，则涉及基层医疗资源配置的改变。在江苏无锡和铜山，当地卫生局的相关负责人已有考虑，适当调整区域卫生规划，将部分发展较好、规模较大的卫生院升级为县级医疗机构。这样，医疗机构的定位也随之改变，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区域医疗中心的作用。对于另一些同样发展较好，但不宜升级的卫生院，则考虑在该地新建卫生院，鼓励原有的医疗机构发挥其专科特长，同时在新建的卫生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保障基本医疗服务。

　　在一般的乡镇卫生院，则应该鼓励医生引导患者改变用药习惯，适应基本药物的限制。专家指出，从一般情况来看，同一通用名称药品，其药理作用是相同的。基本药物作为治疗疾病的首选药物，基本能够满足一般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居民用药应该由医生按照具体病情指导使用。“无专业医生指导的点名用药和过度追求使用贵重药品都是不合理用药行为，达不到因病施治和合理施治的效果。”对于部分市民确因病情需要使用非基本药物或特殊药物的，可通过双向转诊到上级医院就诊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