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新医改部署，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30%的基层医疗机构将开始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在这一期限渐行渐近之际，各地开始紧锣密鼓地出台落实基本药物制度的具体措施和规划。而与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热度相比，患者、医疗机构及制药企业的态度却显得相对冷静。

　　基本药物“怎么进入处方”成焦点

　　在北京市东城区部分药店和中日友好医院、东直门中医院，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前来拿药或者就诊的老人。大部分患者表示并不十分清楚基本药物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对当前用药的花费也没感觉出有什么大的变化。听完记者的简单介绍后，他们表达出的最关心的事情是：“药品价格降了多少？用药报销比例能提高多少。”

　　对此，湖北省黄冈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王树平认为，公布的基本药物目录品种只有307种，现在临床常用药品起码是上千种，基本药物价格即使再低，公众也未必能感受到。另外，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并没有规定具体厂家生产的药品，实际上同一个药品不同厂家的价格相差很大。王树平举例说，抗菌药头孢唑林针0.5克价格是1元左右，如果是五水头孢唑林针0.5克价格是30元左右；奥美拉唑肠溶胶囊20毫克*14粒国产价5元左右，进口阿斯利康生产的20毫克*7粒价格80元左右。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国家推行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关键在于基本药物如何从目录走进日常处方，而这仅仅靠政策的要求是不能达到理想效果的，必须靠权责明晰的制度来规范、细化并量化这种要求。        

　　而一些一线临床医生则担心，如果政策不能细化，基本药物的使用可能会遭到医患两个方面的“冷遇”。

　　医生在治疗疾病时，会选择一些经过多年实践证明临床效果好的药物，而对基本药物“不屑一顾”。解放军总医院的一位院士表示，医生用药都想追求治疗效果的最优化。如抗高血压，由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抑制剂的联合治疗方案会给患者带来更多的心血管保护，且控制血压效果好，所以大多数临床医师都习惯选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ARB），而不会选择《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过时”药物。

　　同样，如果患者已经习惯于上述的抗高血压治疗方案，且血压控制效果很好，也很难再让他选用其他的药物。如果强推基层医疗机构完全使用这些基本药物，会不会造成患者更加往大医院跑？是否会影响“常见病、多发病不出社区”的改革目标的实现。

　　药企“旁观”在于寻求利益最大化

　　在基本药物目录制定之初，某大型医药企业花了很多心思把其某拳头产品—— 一种非处方药运作到草拟的目录中。但后来，该企业经多方权衡，又费了很大的力气把该产品从目录中“捞”了出来。

　　从想进基本药物目录到主动退出基本药物目录，体现着制药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中国医药企业协会副秘书长、九州通医药集团副总经理牛正乾认为，企业态度的转变，在于政策的推动。牛正乾说，在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中，基本药物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使用”，而最终出台的方案改为“全部配备使用”。这一变动带来的区别就是，前者是在强制规定的规范“只能使用”，而后者应理解为“配备基本药物，但医生对药品有自由处方权，患者对药品有自由选择权”。 如果是前者，制药企业想做基层医药市场，就只能谋求进入基本药物目录，一旦没有进入，就意味着失去了这一市场。而如果是后者，进不进入基本药物目录，企业都还留有操作空间。

　　按照政策规定，基本药物必须在临床中得到优先使用。但是基本药物在临床中到底能够使用到何种程度，相关政策并不明确。而对于企业来说，产品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的终极目标是销售。一旦终端销售无保障，企业的积极性自然大打折扣。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其实企业更关心的不是产品能不能进入基本药物目录，而是能不能进入医保报销目录。这才是最重要的。

　　强调价格，更要强调机制

　　一位医药市场研究人士指出，已经颁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部分）主要针对基层医疗机构。但从现有的药品供应模式来看，城市社区医疗机构还可以办到，广大农村地区和边远山区的药品供应就可能存在问题。

　　这位人士说，如同医疗资源分布一样，具有规模的医药流通企业业务基本上集中在大中城市，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对药品的需求量小、配送成本高。如果按照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规划，基本药物要实现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价格、零差价率，首先要解决药品配送成本与药品价格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改变并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

　　对此，卫生部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司长郑宏也深有感触。他认为，基本药物制度本身的制度设计涉及的环节比较多，在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中，单靠卫生部、卫生系统的行动很难达到制度的实施效果。同时，基本药物制度强调制度的设计，单纯地靠降价满足需求是不能满足基本药物制度的基本目标的。

　　郑宏期望，在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制药企业能够参与进来，医疗机构要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财政要确保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合理补偿。